袁通杰
父亲离开我们37年了。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给我写的信。
记得1973年插早稻前我在部队的时候，他来信说，“病情好转，勿念”。我阅后很高兴。父亲患的是尿毒症，还是在修湘黔铁路当营教导员时期发病的。据同去的乡亲说，他每天同民兵一起劳动，并组织青年突击队，白天干了，晚上加班，有些人就怕同他一块做工，他不要命地干，谁好意思撑锄头把呢。也是的，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主任到人民公社任大队书记几十年，他可是远近闻名的老实人，以至大队几次分合，没被换掉;多次招干招工，没安排一个亲友出去工作。“四清”那样整人，他也只划了个一类，这在当时是少有的。记得那时公社开会，他一散会回到生产队就扛着锄头去赶工，计分不计分从不计较，队里只要他在，那天准不会收早工。晚上总是半夜归屋，下生产队开会呀，去村民家调处家庭矛盾呀，忙个不停。母亲为了方便开门，只得在门闩上拉条绳子。往后，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间或住过四次院。最长的是1976年那次，在地区人民医院整整住了半年多，仓里的谷子，栏里的肥猪全拼上，还借了2000多元。1984年，我调到一家地市级党报工作，他每次给我来信还是“病情好转，勿念'”那句现话。1985年7月的一天，我又接到父亲来信说“病情好转，不要挂念”，并瞩我一心一意工作。这会说他好些了，八成是天无绝人之路啊。当时单位正在招聘记者，我这个“兼职政工”脱身不开，不久，村里有人来我家，获悉父亲已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了。这时，回想起在部队时他给我的信，我猛然“觉悟”过来，第一次他信中说“家中老小平安”，后来证实，他正在武冈人民医院因小便不通住院。第二次他来信称“我好，勿念”，经电话询问，他正患前列腺肥大，在洞口县人民医院做手术。
又过来10多天，有人告诉我父亲病危，我才不得不请假回老家，回到老家只见堂屋里几个木匠正忙着做寿木，我不觉流下了眼泪。原来，父亲 每次那样写信，是生怕影响我的工作。我强忍着盈腔的泪花，跪在父亲身边，问他想吃点什么?他摇摇头断断续续地说“我好，别挂着我，你回单位吧!”看他额上沁出的汗水，他很痛苦，大去之期不远矣。但我还是从好边想，父亲正月初六才60呀，辛辛苦苦一辈子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怎么会呢?太阳快下山了，夕阳染红了半个天空，父亲执意要我扶他去外面看看。起的床了，我又相信起后面的推断来。第二天，我再一次来到父亲的病榻旁，他把手摆了摆，示意我回单位。谁知，这竟是我同父亲的最后一面!
我回到报社的第二天，正在市内衣厂考察招聘记者对象，报社电话告知，父亲去世了。似晴天霹雳，我哭诉，早知您走得这么快，我为什么等不得24小时就回单位呀，我急急忙忙赶回老家，见父亲已经入殓，脸上留下一丝痛苦一丝安详。在他的床头，我找到他临别前的一张纸条，“我走后你要好好工作，别告诉单位领导派人来，天远地远的，来人来车，送花圈很为难，一切从简，不要浪费-------”。这是父亲的遗嘱，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。
一切照他的吩咐办，我没要求单位来人来车，只是有一件违背了他的意愿，我花了5元钱在街上买了个花圈，上书“邵阳日报社挽”。这一点，他一定会原谅我吧。
每每重读集藏在我个人档案里他的封封来信，我就止不住晶莹的泪水，也激起我满腔的怀念--------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