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欧阳宗岩
9日下午下班后未见儿的座驾，我即发了条信息，“你回来吃饭吗?”5分钟未见回音，乃拨通语音通话，未接。又过了5分钟，我打通电话，铃声响了40秒，还是没接。心里就窝了火，我“咚咚咚”地跑上三楼。
“爷爷，爷爷，你看我画的猫好不好?”一拉开门，五岁多的孙子阿哲定是听闻脚步声已跑到门口，手指对面墙上，一脸期待地问我。
“好，好。”画有些小，视力有些弱，距离又有些远，我象征性地望了望墙上的画，不带情感地答了两声，问，“你爸呢?”
“爷爷，阿瑜上班去了。”两岁多的孙子阿谭笑着回答。
“上班?他今天不是夜班后出班休息吗?”
妻起身说：“大水又确诊了一名病人，他接哒电话，下午就去那村子了。”
儿子儿媳都在医院工作，这个春节不能休假，每天都要接触一些不知何病、不知何方的病人。病人中有无武汉旅居史或跟有武汉旅居史的人接触过吗?尤其是儿子，每天都要接过病人的血液、大小便标本做化验。不知县里确诊的几例新型肺炎他做过几个初检呢?每天下班回家，他们虽然都用酒精全身喷洒，可酒精灭毒真的有效吗?会不会还有没喷到的地方呢?他俩会不会携带病毒回家呀······
这些疑惑、担忧从除夕夜儿子上夜班时就一直在我心里翻滚着。也是出于同样的顾忌，初一晚上，岳母打来电话，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一家计划的初二拜年。这些天，我们仨除了上班去单位，就在家里宅着。今天，他竟然去了确诊病人的村子，那他肯定还得去病人家里!我心神不宁，菜刀一下切到手指，好在反应快，只让拇指尖破了点皮。
吃饭的时候，阿哲说：“爷爷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真的觉得我画的猫好吗?”
“应该好吧。只是爷爷开始没时间注意看，等吃完饭我再好好看看。好不好?”我带着笑，认真地回答。
“只是——有个地方，我觉得画得还不好。”
“那我们先吃饭，吃完饭，你再告诉我哪个地方还画得不好。可以吗?”
“好呀!”吃饭总是慢腾腾的阿哲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用了不到平常一半的时间就吃完了。放下碗，他拉住我的手，“爷爷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我们上楼吧，我想再画一只猫。”
“好啊!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今天为什么要画猫呢?”我牵着他的手。
“因为——猫可以吃老鼠呀，没有老鼠就没有病毒了呀!”
“他看了阿瑜穿一身白衣服的视频，听说是去杀‘檐老鼠’传播的病毒，就找出纸和笔画了猫和老鼠。说要帮助爸爸，让猫去抓坏老鼠。”儿媳在身前解释着。
“是吗?那你的猫和老鼠是仿着哪张画画的，还是······”
“没有模仿，都是他自己想象着画的。”
“对!是我自己联想出来的。”
“联想?哇——这只猫画得可真好!”
“我厉害吧?看了电视，我就在脑袋里联想出来了。”
“嗯，你的联想可真不错!你爸的那个视频呢?让我也看看好吗?”
“妈妈，你把爸的视频发给爷爷吧。”
视频很短很短，只有7秒。那白色的防护服从头裹到脚，还戴了护目镜，若不是拍摄者那句“你家阿瑜，号这里工作”，哪能知晓视频里的人就是儿子呢。
我早已从微信里知道穿防护服的滋味。看着，看着，又看了一遍，我的两眼慢慢地、慢慢地湿润了。
“疫情就是命令!”“防控就是责任!”“职责就是使命!”这些话，对“疫敌”肆虐的医务工作者来说，绝不只是口号，必得拿出真实的行动。因为“疫敌”狡猾地潜伏着，随处都可能遭遇，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疫情。儿子昨天下午下班后，又接到了“晚上去采样”的通知。“采样”就是前去采集新的疑似病人或密切接触者的血液标本。这不就是“冲上前线”去“疫敌”吗?
有的人，将医务工作者视之为擦屁股的卫生纸，但多数人称其为“白衣天使”。而在我心里，儿子虽不是什么“天使”，但也绝不是“卫生纸”。是的，他只是千千万万个“抗疫战”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。而一名真正的医务工作者，哪怕不理解的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，也会笑脸相待，也该有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斗志和勇气!
我知道，他不告诉我，是怕我担心。当我从夜班归来的儿媳口中知道这个信息的时，已是晚上九点多。
估计他早已进入了“战斗状态”，不宜打忧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发了条微信：“请千万千万小心，这是晚上!上次那视频太短了，若是方便，可否让人再拍个?”
可他一直没有回复。是纪律不允许还是没看到呢?
我久久不能入眠。为让儿子儿媳休息好，我和妻子早就各带个孙子睡觉。听着阿哲熟睡的鼾声，我在想：孙子都自发地在以自己的方式“助战”，而我怎么还在顾忌这顾虑那?作为一名老党员，“疫敌”当前，做好自身防护，尽可能地做出可口的饭菜，照顾好孙子，也许就是对他们最好最大的支持吧。我们无恙，他们才会有饱满的热情、充沛的精力去“战斗”。
这样想着，我就迷迷糊糊地在午夜的寂静中，一觉睡到窗外露白······
(选自湖南省洞口县作家协会微刊《雪峰文艺》2020年第48期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