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扬桂
早前和邻居大妈聊天，问她喂了几条猪，她说：“没喂了，买不起猪仔。”我问：“猪仔多少钱一斤?”大妈摇摇头说：“别提了，猪仔又贵又俏，买不起也买不到啊。”
而今的猪仔这么好的行情，使我陡然想起当年娘带我卖猪仔的苦处。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农村经济萎缩，农户养鸡养猪受到严格限制。我家人多劳少，因为生活所迫，我娘偷偷喂了一头母猪，指望卖了猪仔打煤油、买盐吃。
喂了母猪就意味着娘有做不完的苦活。母猪和刚生下的猪仔都是需要营养的，娘便赶早赶夜地烤烧酒和打豆腐卖，因为酒渣和豆腐渣都是猪们最好的营养品。相对来说，烤酒还要轻松一些，可打豆腐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每天一早就要把干黄豆碾碎，扬去豆皮，把豆肉泡在盆里。傍晚，豆肉泡胀后，就开始磨豆浆。用石磨磨豆浆是十分劳累困乏的活儿。印象中，我那在大队渔场很少回家，即使回家也不做家务的父亲，从来没有磨过豆浆，而我，从小就是帮娘推磨的主要帮手。
磨一盆豆浆需要个把小时，双脚站在同一个地方，双手轮流握着磨把转来转去，这种劳累而又单调的活儿，与其说是磨豆浆，不如说是磨人。我娘一般每晚打两匣豆腐，多的也有三四匣，每天晚上，她总是要忙到半夜过后才能睡觉，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豆腐担子上街叫卖。
猪仔满月后，卖猪仔的况味便是有喜有忧了。行情好的话，别人上门把仔猪捉走，有现钱给的，给你现钱，看到钱娘的眼里会噙满喜悦。没现钱的也会说好等猪长大宰了后，给送肉送钱来，反正有无现钱到手，只要猪仔被人家捉走，希望便降临到了我娘的心里。然而，那些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，喂猪也是搞资本主义，没有几个人会像我娘一样“傻”，累死累活地喂猪挨批斗，所以仔猪卖不出去的时候居多。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十二三岁的时候，跟娘一起去卖猪仔的情形。
那年暑假里，也正是开蒙早又跳级的我初中毕业，即将升入高中的一天早晨，天上的太阳像一只烧红了的炭火盆，早早地挂上东边的天空。娘对我说：“桂毛几，今天你跟娘去街上卖猪崽崽，卖到钱好给你交学费。”常常为学费受逼，看惯了老师和同学冷眼的我，为了那几块钱学费，吃了早饭就跟娘一道挑上猪仔去周旺铺街上了。
从家里到周旺铺街上两三里路远，娘一担笼子里挑了七八只猪仔，我只挑了三四只，好在路不很远，路上歇了几回肩，也就不是太难地到了吉昌斋仔猪交易场。在这儿一整天，偶尔有人来问问价钱，娘开始说是卖五毛钱一斤，后来说到四毛五、四毛，可最终没有谁买去一只猪仔。到天黑时，娘儿俩怀着落寞的心情，又把饿得嗷嗷的仔猪挑回了家。
第二天早晨，娘又说要带我去卖猪仔，可是这回她说话的底气没那么足了，叫我的语调也和昨天明显不同了，而且还用新的承诺来吊我的胃口，娘说：“桂毛，一开春你就打赤脚，今天我们去滩头卖猪崽崽，那里买的人多，卖了猪崽给你买双草鞋。”我已没了憧憬，但还是答应和娘一道去，一是为了那双梦寐以求的草鞋，二是去看看滩头也好，在这以前，我听说滩头比周旺闹热，那里有吃居民粮的伢子妹子。
可是去滩头的路程有二十来里，同样是那么一担猪仔，挑到那里已经是用了吃奶的力气了。可恨的是在滩头同样无人问津，到中午了，猪仔没有卖了一只，我却喊起饿来。娘去买了两个烧饼来给我吃，我问娘：“你吃什么?”她说：“我去吃面。”说着，交代我一边吃，一边照看着猪仔。我望着娘的单瘦的背影远去、远去，最后定格在猪市场可以看到的一座小石桥上。娘坐在那青石护栏上，望着桥下的流水发楞。一碗面工夫后，娘起身回来了。我当时明明看到她没有去哪儿吃一点东西，但不太懂事的我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问。
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的肚子又一次咕咕叫了，猪仔还是一只没卖掉，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了声“我们回去”，就领着我挑起猪仔回家去。二十里路，饿着肚子，挑着担子，打着赤脚，走的是滚烫的沙石马路，这一路是怎么走回家的，对于一个个子矮小的少年来说，那份苦是没法说得出来的。但是，我娘一整天一点东西也没吃，作为她的儿子，我再不懂事，这个时候也不敢说苦叫累了。
猪仔这么难卖，就连送人也没人要了，再喂下去家里是没有粮食喂的，怎么办?娘把信发到她的娘家，外婆领着两个舅妈和姨妈来了，她们一人捉了两只猪仔回去，剩下的请村里的几个婶婶一人捉去一只，虽然大多没有给现钱，但总算给我娘了了一桩难事。从不食言的娘，在我进入高中学习后，为了兑现承诺，硬是凑了一块二毛钱，给我买了一双废轮胎割成的胶草鞋，让我结束了光脚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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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简介】陈扬桂，男，1963年生, 大学文化，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邵阳市政协委员、文史研究员、《邵阳文库》编纂办副主任。热爱写作，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文章1300多篇，300余万字。其中在省及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寓言作品300余篇，数十篇寓言被编入中小学辅助教材和寓言专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