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涛认为，从国家和企业角度来看，此次资本管制完全有必要。此次管控效果虽然很好，但主要依赖传统的行政手段，而不是使用更有效的价格手段。相关部门在考虑政策目标的同时应兼顾市场的需要，要尽量地减少市场扭曲。
资本管控采取价格手段比行政手段相对更可行
新京报：您如何评价我国对五大类海外投资管制效果？
管涛：资本管制是完全有必要的。从国家这个角度来看，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来看，2014年到2015年二季度前，每个季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300来亿美元，2015年三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翻了将近一番，飙升到600亿美元。这种趋势性的大规模高速的流出，已经不是简单地走出去，而是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很大影响。目前看，管制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，如果任由形势发展下去，后果难以想象。
从企业本身的角度来看，新兴国家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容易“交学费”。有报告显示，过去十年，中资跨境并购收益最差的当属2000年代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，其中84%的交易的平均亏损为期初投资的10%。此外，从国际上的经验看，要特别汲取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教训，难道我们要重走日本企业失败的老路？一旦市场恢复冷静，再过一两年问题肯定会暴露出来。
被点名的五大类行业中，一些企业在国外买俱乐部、球星，一些并购靠企业借债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溢价并购，存在金融风险。
新京报：如何评价这种短期的行政手段，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防范资本项外流？
管涛：这次的资本管控效果虽很好，但主要依赖传统的行政手段，而不是使用更有效的价格手段。相关部门在考虑政策目标的同时应兼顾市场的需要，要尽量地减少市场扭曲。
不可交易是最大的风险，行政手段容易一刀切，通过价格手段影响交易成本的方式相对更加可行。包括被限制的五大行业在内的企业盈利与否是企业自身的事情，如果政府认为企业的行为不符合产业政策，可以采取征收重税的方式进行管制，比如实施托宾税。具体到被限制的五大类行业，可多征税；对禁止类的投资，可征收重税；而对政府鼓励类的行业，可不征税，如果资本流动项不好时，可以征收少许的税来进行逆周期调节。
参与“一带一路”投资要保证财务的可持续性
新京报：对于中国企业参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海外投资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管涛：企业参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投资，要把市场化的方式作为基本原则，保证财务的可持续性。麦肯锡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05年以来很多中资企业跨境并购项目，60%没有为企业创造实际价值，特别是2000年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收益极差，84%的交易损失了期初投资的10%。当时外汇储备被当成战略外资储备，很多央企、国企到外面去搞并购项目。但不能因国家战略支持鼓励，企业就不计成本，还是要坚持财务的可持续。
新京报：中资企业现在对外投资，如何规避包括汇率浮动在内的投资风险？
管涛：汇率浮动是一方面的风险，更大的风险是外汇管制的风险，套期出不来。中国要跟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经贸合作，此过程中，人民币和当地汇率的汇率风险客观存在。如何规避风险？可开发一些人民币对沿线国家货币避险工具，如在中国境内开发和这些国家货币或者沿线国家一篮子货币的ETF产品等。
新京报：如何看待这轮资本管制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？
管涛：第一，人民币升值增强了汇率维稳的公信力。第二，及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，为调整争取了时间。若没有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做支持，管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去年对个人购汇管制导致抱怨很多、成效不大。
政府在制定政策时，要仔细掂量汇率、储备、管制这三个工具各自的利弊、政策的目标、到底保哪个目标？在外汇市场平静的时候，最好兼顾汇率稳定、储备可保、管制放松三方面。如果遇到极端情况，无法兼顾三者，调控目标要有明确的有限次序。
